作者： 向莲华
从神农尝百草到今日的医学科研，亘古通今，人们对于医学这一学科的研究和探索从未停止。
伴随着如今国内社会经济的崛起和对外交流的广泛开展，国家层面不断推出鼓励医学科研的政策，同时给医学科研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大量资金、资源支持，这也使得国内医学科研项目的热度居高不下。
一个明显的数据佐证是，今年的国自然项目申请数量再创新高，其“主力军”除了高校之外，便是各大医院。根据数据显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申请项目共475项，较2021年同期增幅14.5%；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共申报国基金480项，较2021年增长10.8%；北京世纪坛医院申报数量近五年也都保持增长态势……
从数据上看，国内医学科研项目的开展可谓是欣欣向荣，但在这背后，却也有一些问题正在滋生。
先从科研成果转化率来看，不可否认的是，近几年来我国医疗创新领域取得了较大进步，从2019年到2022年，我国的专利数量已连续3年蝉联全球第一。但在关键的转化率上，我国还不足10%，并且真正实现产业化的还不到5%，这与拥有40%左右的科研转化率的欧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其次来看科研学术论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以及科睿唯安（Clarivate）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发表SCI论文高达47.14万篇，排名世界第一。但中国顶尖高质量论文数量和产出比例仍存在较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近两年来国内多所医院还出现过大规模学术造假事件。
可以看出，自医学科研项目而引发的问题并不鲜见。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造成这些问题的发生呢？动脉橙果局对此进行了深度分析。
医院科研之风兴盛
医生为什么要做科研？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需要了解医生和科研之间的关系。
在大众认知中，医生的主要职责是为病人诊治，医生的诊疗能力与其经验积累息息相关，科研则是科学研究人员从事的工作。看起来，两者完全可以分割开来。
但是如今随着科学的发展，无论是医学学科的发展还是专业医学知识的传播，都需要以科学原理和科学依据作为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医生和科研之间更多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回到医生为什么要做科研这个问题上，归根到底无外乎内外两部分因素。
首先来看外因。无论是科研还是市场，其发展态势势必会受到来自政策方面的影响。
就政策而言，自十八大我国就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再到十九大以来加大科技体制改革力度，逐渐出台了各种政策支持，包括2016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行动方案》，2017年《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以及2018年《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
有力的政策支持大大提高了医院的科研转化能力。据《2018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有关情况的通报》数据显示，2018年，80.34%的三级公立医院获得科研经费支持，每百名卫技人员科研经费超过200万元的医院占比达5.64%。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达1305.93万元，较2016年增长165.96%。
除政策外，科研和医生职业生涯的高相关度也是医生做科研的重要推动力。在我国的临床医生职称晋升制度中，医生的职称通常与论文发布情况、SCI指标等挂钩。当然，不仅仅职称晋升，在评功评奖、基金申请等方面，科研项目开展和论文发布情况同样都是极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说完外因，再来看内因。
从前面提到的医生和科研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无论是为了个人水平的提高还是放大至推动医学学科的发展，医学科研工作都被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梅斯医学于今年年初发布的2021年度科研报告也显示，有超过六成的医生希望通过科研工作来提高自己的诊疗水平。
且对于部分临床医生而言，通过科研能够实现对医学的深入探索以及传播科学的医学知识，因此其对于科研行为本身有着极大的意愿。
此外，医院和医生拥有着庞大的病例资料，这本身也为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大量可参考信息。
临床与科研，鱼与熊掌？
可以看出，无论是内因驱动，还是外因助推，科研本身也是众多医生会做出的选择。但对于医生而言，选择科研却面临着来着多方面的困扰。
第一，资金和课题。无论是临床方面的科研还是其他领域的科研，其开展势必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同时和大多领域类似，“二八定律”这一现象在临床科研项目开展中同样存在。
所谓“二八定律”，即20%的人拿走了80%的科研经费，虽然临床科研项目实际开展中的数据并不完全和这一数据契合，但整体上仍然符合趋势。
此外，不管是国家级课题还是省部级课题申请，医生都面临着愈发白热化的竞争，这也加大了医生在开展临床科研项目时申请课题和获取资金支持的难度。
第二，时间。据丁香园发布的《2020中国医生洞察报告》显示，疫情之前，医生的每日平均工作时间约为8.9小时，而疫情高峰期，工作时长平均值增至9.6小时，其中13%的医生疫情期间平均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
对于医生来说，繁忙的临床工作本身就占据了自身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此情况下，医生想要开展科研项目自然是难上加难。
第三，科研技能。科研作为一项严谨的行为，需要大量的资料、数据检验和印证，面对海量的数据，则需要研究者充分运用统计学知识、数据处理等相关技能。
不光如此，医学科研需要不断与前沿保持接轨，因此阅读国内外文献可以说是做科研的基础工作。此外，项目方案设计、论文撰写等环节，同样都是科研项目开展中需要掌握的技能。
然而对于大部分医生而言，临床工作中相对缺乏系统性、长期的科研训练，这也导致医生在科研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不过，这也带动了科研工具和科研辅助平台市场的发展。
第四，平台。并不是所有医院都建立有功能完备的科研平台，且即使建立了科研平台，在实际运行中也可能存在众多管理问题，譬如重基金申报、轻监管和服务，重论文数量与档次、轻数据审查等等。同时还出现过分提倡“科研型医院”的问题，即不分条件、不分性质地提倡所有医院都朝“科研型医院”发展。
此外，医生开展科研还受限于自身的科研认知影响，尽管国内有众多政策和口号宣传，但部分医生仍然更专注于临床，对科研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
看起来，对医生而言，临床和科研更类似于鱼和熊掌的关系，很难做到两者兼得。那么这个现象会一直存在吗？
破冰
实际上，对于医生做临床会面临的各项问题，我国的科研改革之路一直在不断向前，并取得了诸多进展。
首先是大多数医生最为关注的科研和职称挂钩这一方面，2020年12月1日，国家人力资源部会同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也明确提出将门诊工作时间、现场工作时间、收治病人数量、手术数量、护理工作时间等作为申报条件，以及破除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等倾向。
去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1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文件中明确提出，医务人员职称评价机制，要突出实践能力业绩导向，鼓励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扎根防病治病一线。这也意味着，医务人员职称评价机制的改革，正式开始了落地实施。
不过整体而言，这一变化仍处于早期阶段，众多评价指标也需持续完善，对于未来会发生的变化，我们仍需拭目以待。
再来看课题申请问题，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管医生有多高的科研兴趣和多强的科研能力，如果不能成功申报课题，科研工作的开展将会直接受到影响。但国家、省部级的科研基金项目通常都会对申请人的学历、职称都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有些单位的年轻医生处于空白期。
一般来说，各类计划项目和基金是现阶段科研项目的主要来源，近年来通过国家、地方各部门审批的科研项目数量都处于快速增加状态，但在项目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可用于项目推进的经费则可能出现比较零散的现象。
更有专家表示，一个科研团队在做体量相对较大的科学研究工作时，为了凑经费，不得不把一个事拆分成若干个事去申请项目，这一行为，也进一步推动了科研项目数量的快速增长。
不过好在，近些年里，越来越多有条件的机构开始设立具有项目孵化目的的单位课题，并设立了相应的科研资金管理制定。
最后来看科研能力方面。对于大多数医生而言，数据分析难和论文下笔难都是其常见的难点，而这一痛点，也催生出了众多第三方科研辅助服务平台、工具以及第三方科研培训机构，无论是前期的课题申报辅导、科研知识学习还是后期的数据分析处理和论文执行指导需求，均可以通过这类平台加以满足。
整体来看，医生开展科研的环境虽然仍存在众多问题，但在各个环节中都在不断发生改变和优化。
他山之石
在全球医学科研领域，不乏众多优质成功样本的存在，从这些样本的身上，或许我们能够看到平衡临床和科研之间的关键。
以连续23年排名美国第一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为例，作为拥有世界顶尖临床水平的医疗机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非常重视临床医生的科研工作，医生担任临床工作的同时，手头研究项目也在同步推进，并发表了大量论文，这样的现象，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里可谓再正常不过。
能够形成这么一股科研风气，与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相关制度不无关系。作为住院医师培训的“鼻祖”，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要求低年资医生也要做科研，同时住院医师在培训过程中兼具临床和科研。
以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神经外科的住院医师培训为例，据了解，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神经外科的住院医师需要7年的规培，其中2年需要规培医生进行科研工作，这与国内神经外科住院医师的规培也有着明显区别。
在国内的神经外科住院医师规培内容和标准中，整体上更侧重于住院医师的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和临床实践，对于住院医师的科研能力培训则较弱。
尽管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这一培训方式实际上在美国并不是医院统一的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重视医生做科研这一行为。相反，美国有着明确的“研究型医生”培养路径，同时也更为强调专业人做专业事。
早在1960年，美国就开始了“研究型医生”的培养，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组织下形成的医学科学家培训计划（MSTPs），培养具备MD（医学博士学位）/PhD（博士学位）双博士学位的复合人才。
整个培养过程可以简单看为“2+4+2”格式，即前2年在医学院系统学习医学基础课程，随后4年进入实验室做研究，最后2年继续学习临床技能和临床知识。尽管整个过程十分耗时和艰辛，但所培育出来的医生都是具备临床与科研专业能力的佼佼者。
在科研管理方面，美国大多顶尖医疗中心都设有专业科研中心，以专注地推进科学研究和创新转化。如全球top10的克利夫兰诊所设立了专门负责基础医学研究的Lerner研究所和专门负责商业转化的克利夫兰诊所创新部。这一措施，使得医生能够更加专注于科研行为本身。
除此之外，为了促进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并顺利走向市场，这些医院大多拥有技术转移办公室（TTO），如洛桑大学附属医院成立的PACTT（技术转化办公室），以及一大批专业的技术经理人队伍，通过对接科研所与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了纽带作用，也为医生开展科研项目解决了后顾之忧。
贪大求洋，只会一事无成
客观来讲，在医生科研改革之路上，我国已经取得了诸多进展。
但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做科研对医生而言仍然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到底该不该让医生做科研这一问题必须要用辩证思维来看待。
一方面不是所有医生都要做科研。医生的职责是看病救人，因此医生的好坏并非是以科研能力下定论。如果能坚守岗位，尽全力救死扶伤，即使无学术论文、科研成就也能成为人民的好医生。
但另一方面需要医生做科研。有人曾作出过这样的比喻，“没有科研的临床服务就像‘瘸子’，能走路但是走不远；没有临床指导的科研就像‘瞎子’，方向也许一开始就可能错了。”科研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只有临床医生与医学科学家结合起来，才能做出高质量的科研。
因此如同创业一样，只鼓励那些真正愿意且能做科研的医生，并给予他们最好的资源陪伴他们成长。如一味贪大求洋，只会适得其反。
上一篇
下一篇
